崔永元：每一次争辩都是公益常识的普及

　　“我跟孙先红老师既是老乡，又是哥们，同时他也是我的偶像。”刘金杰看重崔永元的名誉，跟名人共事，他也觉得很荣幸，但他不懂什么是“口述历史”，经过一番犹豫，钱还是捐了。孙先红告诉他，“这一辈子你花的最值得的钱，也许就这200万。因为有些钱花完了，历史上没有痕迹，而这个将永远留在历史中。”

　　经由孙先红介绍，北京蒙牛宏达乳制品公司总经理王建邦、金火集团董事长杜海军、北京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凡生、分众传媒集团董事长江南春等人也先后捐资支持。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他和崔永元是老朋友，刚辞去民政部慈善司司长职务时，崔永元为他录制过一期节目。永源基金会注册，王振耀牵线搭桥，从提交申请到获批，只用了半年。

　　2013年6月25日，北京永源公益基金会成立，崔永元任理事长，孙先红任副理事长。现有理事10人，多数为前期提供支持的企业家。

　　“成立的那天，我就觉得自己忽然变成一个职业做公益慈善的人，特别高兴。”他想做专业化治理的样板。“我们是北京市第一家无上级主管单位的公募基金会，我觉得它在一定意义上有一个标杆的意思，你要做不好，可能别人将来批起来都困难。”

　　做成“样板”，少不了有效的监督机制，永源基金会设置了两位独立的监事。

　　法务监事是岳成，岳成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也是百余家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大型企事业单位、新闻机构的常年法律顾问。他跟崔永元早有渊源，曾作为原告代理律师，帮崔永元打赢了一场侵权官司，崔永元看中他“打官司不靠关系”。

　　财务监事是吴卫军，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首席合伙人。在普华永道，吴卫军专门负责金融企业审计和管理咨询，从业经历逾25年。在普华永道纽约、伦敦、香港工作过，他带来的是国际化的机构治理经验。在永源基金会，他要确保财务合法、信息透明，最重要的—反舞弊。

　　吴卫军觉得，永源基金会绝大多数理事缺少借基金会牟利的动机，他加入时，崔永元对他进行了业务考核，此后，崔永元成为他最主要的监督和考核对象。

　　“设置律师与会计师作为监事，是因为这两个领域专业性很强，更讲规则，目的就是制衡。”永源基金会秘书长李国武说。

　　“有了基金会这个机构以后，我觉得对我的最大的益处就是，忽然觉得你不能胡来了。”崔永元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我能接受”

　　自由投资人、理事董峰说，他并不认为崔永元是一个善于接受他人意见的人。“那天我送他到酒店的时候，他下车也没跟我打招呼，很生气地就走了。急赤白脸的，就谁也不理谁了。”

　　争吵源于两本小人书。

　　崔永元可能是最有名的“连友”，他收藏有海量连环画。他的一个上海朋友也收集彩色精装封面小人书，“好像一共是30几套，就差两套。”董峰说，凑巧，另一个上海“连友”刚好有这两套。需求即是价值，小人书涨价了，非常贵。“欲望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烦恼，在我的概念里，这两本我就不要了，可能在崔老师看来，作为‘连友’，就觉得一定得要。”话题上升到了“欲望管理”层面，为了别人的事，他们互相撂了脸子，第二天见面又烟消云散。

　　崔永元发起“我的长征”是在2006年，他带队，董峰是他的“战友”。董峰觉得崔永元更习惯做主，“但是，有一条，他有这个意识，他觉得听取别人意见是一个好方法。”

　　遗憾的是，理智并非时时都在。

　　永源基金会甫一成立，崔永元说，“本基金会犯错误的可能性是100%，为了不犯错和减少犯错，本基金会最大限度地公开和透明，欢迎监督，允许质疑，并为监督提供尽可能的方便。”

　　王振耀提醒过他，透明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他不服气。

　　“裸体都行，没往自己兜里贪，有什么可怕的?”崔永元说，“其他理事都挺欣赏我这种性格，我自己也欣赏我这种性格。”

　　“受欣赏的性格”惹来了麻烦。

　　崔永元专项基金曾一度遭受质疑，一位员工反复向捐款人沟通解释，包括整个春节在内，2个月，哭了很多次。“为什么做公益要受这么大的委屈?”崔永元看不过去，一拍脑袋，“基金会奖励你10万块钱，定下来了。”

　　“不行!没这笔钱(预算)。”李国武对他说，这样做不合法，也不合基金会程序。

　　拍了脑门，放了话，10万块还是要给的，崔永元刷了自己的银行卡。“挺心疼的。”

　　“疼痛”让他学着谨慎行事。“现在就学会了，有什么事，跟国武商量商量，按照咱们基金会定的这个规矩，按照咱们的章程，我现在想做的这件事能不能做?能做的那我们就做，连擦边球都不要打，不能做，要不然自己做，要不然把它停下来，要不然下次理事会把它正式提出来。”

　　“提出来”，遇到的也可能是红灯。

　　2014年12月10日，永源基金会一届三次理事会上，崔永元向董事会提议，将“大病救助”纳入基金会业务范畴。所谓大病救助，即是救重疾者于将死，2014年，崔永元自己募款救了5条人命。

　　“这个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一样，它有个人品牌在里面，像个家族企业。”监事吴卫军要避免“家长制”出现，用治理机制跟崔永元说“No”。

　　会议认为，大病救助非永源基金会擅长领域，予以否决。吴卫军提出，身为永源基金会理事长，崔永元分散过多精力到其他领域，不妥当，鼓励他专注于本基金会的项目。

　　提议遭否决，崔永元表现很温和，或许是失落，无论如何，他微笑着，“我能接受。”

　　几天后，再次见面，崔永元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他并不失落，还很高兴，理事共同决策，把风险降低到最低，“体制上是特别好的事。”

　　“我肯定投反对票”

　　制衡机制避免了“家族制”，同时，被困住的还有崔永元把控项目方向的主动权。崔永元拒绝将“口述历史”快速产品化，在这一点上，他与很多理事有分歧。

　　“比如我们做一个片子，《我的抗战》，我们觉得很好，可能还能得纪录片奖，但是可能会有很多人再不接受我们的采访了，因为他觉得你观点先行。”崔永元说。他本来有两个团队，一个做采访收集，另一个做产品，为了纯粹，他将后者解散了。

　　从央视辞职后，他在中国传媒大学开了一门“口述历史研究”的选修课。虽然被质疑没有讲课证，课停了，但他还是教授。在基金会决策层，从技术和学术角度研究“口述历史”的只他一人，形单影只。然而，投票的日子或许正在逼近。

　　2014年，永源基金会实际募款额只达到计划的一半，理事会必须考虑供血问题。

　　公众缺乏对“口述历史”的认知，他们看不到产品，如果不作出调整，想以公众募款支撑项目运作，恐怕是痴人说梦。

　　理事王建邦提到不分红的社会企业，崔永元将这个名词记到了纸上，他觉得新鲜。

　　孙先红人在美国，委托人发言讲解PPT，其中提及可以股捐，将企业与基金会绑定，持续供血。崔永元未等监事发言，先问，“这个现在法律上有问题么?”“这个企业要垮了呢?”“如果这个企业出事儿了怎么办?”

　　有理事提出，应扩大基金会影响力，一来让理事收获无形资产，二来让基金会逐步实现“自我造血”，方式则是“口述历史”产品化。比如，制作“改革开放杰出企业家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