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领域基金会的现实与困惑

　　兼顾大众化与精英化

　　大众化与精英化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但这两者并不绝对矛盾，兼顾两者的基金会同样存在。

　　由故宫和企业家共同合作成立的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2010年成立。据基金会发起人之一万捷介绍，其工作既有包括博物馆之间的国际交流、资助故宫学研究、成立故宫学院进行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与培训等十分专业化的项目，也有为孩子圆故宫梦、以故宫图文为坚持建设电子图书馆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系统教育的普及型项目。

　　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同样如此，其服务的是非常多样化的人群。基金会要搭建的是一个跟都市文化相关的文化智库。“一块是艺术智趣的生活，一部分是大众文化教育，还有一部分是都市智库研究项目。”崔峤强调。

　　2015年，在专业资助方面，基金会要在欧洲做两个当代艺术展，筹备北京人文艺术中心;在服务大众方面，则会启动中国设计公益联盟，为设计师做公益提供接口，针对青少年的有国际艺术游学项目，帮助云南独龙族妇女建立社会企业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计划也会启动。

　　发展中的那些问题

　　无论是服务大众还是服务艺术机构，艺术类基金会都不可避免地与艺术打交道，在基金会中无疑具有特殊性。而正是这一特殊性，使艺术基金会在发展中面临着一般基金会未曾遇到的问题。

　　首先，是筹款不易。“文化艺术是非常重要，但是它不紧急。”这是杨澜听到的政协委员的反应，“这个事对大家没有感情的冲击力。”“事实上就是给你公募资格，你可能也募不来钱，就是因为大众对于慈善的理解、对于公益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水平上，他会认同救灾、济贫、对孤儿、对老年人这些方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金锦萍强调。

　　其次，税收问题难解。作为政协委员，万捷就一直在思考艺术基金会“关于捐赠方面怎么样和其他的公益项目享有同等的免税资格。”

　　再次，人才难得。“我们做基金会过程中发现很多人不具备专业知识，具备美术史知识的人不具备企业管理知识，具备企业管理知识市场经验的人又不具备美术史的知识，只有把这几方面综合了解清楚才能知道基金会要怎么发展、怎么走。”楠楠强调。杨澜还指出，特别需要有项目经营能力的人才，非营利组织虽然目的不是为了利润，但同样要考虑资源的性价比和效益的问题。

　　第四，资助谁，怎样资助。楠楠表示：“资助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资助对象是不是需要你这方面的资助;第二，你这个资助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资助，你资助的事情是不是有未来长远发展的基础，而不是说我支持了一个已经快要死亡的东西，那样是没有意义的，这种钱就是浪费。”如何判断便成为难题。

　　第五，资产如何管理。从入口来说，非货币捐赠占到艺术类基金会接受捐赠的很大比例。“在流转税和所得税环节它都是没有免税政策的。”金锦萍指出。此外，资产如何核算、变现，每年公益支出的硬性要求，如何回报艺术家的捐赠都是问题。从出口来说，资助艺术家个人的发票等财务问题，资助后产生的艺术产品如何处理，知识产权如何保护，基金会是否可以投资艺术品等等都是问题。

　　借鉴国际经验

　　相较于中国的艺术基金会，发达国家的艺术基金会无疑具有更悠久的历史和更多的经验可以借鉴。

　　在资金来源方面，政府的资金是一个重要来源，但政府并不因此干预机构的运营。

　　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从1972年由政府所设，财政来源于政府出资。组织运营工作开展不受政府干预。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主任吉川竹二对此强调：“组织运营工作开展不受政府干预。”

　　英国文化教育处程志宏则介绍该机构去年的全年营业额大概是7亿英镑，但是这里只有不高于25%的资金是来自于英国外交部，其余都是来自于英国文化教育处和全世界公营、私营机构的合作。

　　在判断资助谁的问题上，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文化与传媒管理学院院长克劳斯·斯本哈尔教授表示：“我们不会再等待别人来提申请，我们要设定自己的议程，所以我们会主动去决定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项目，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要根据我们的战略定位，来设定我们的战略，到底我们今后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很大程度上就跟基金会的专业程度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