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谨防“人治”依赖症

　　“如果现在放手，没有信心让组织更好”

　　从2000年开始运作，到2012年成功注册，北京血友之家罕见病关爱中心理事长关涛觉得，个人在组织运作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正常情况应该是创始人影响力越来越小，机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涛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是除负责人外，工作人员在组织中更多是一种雇佣关系，较大的流动性导致大家更看重能否做好手头的工作，较少考虑组织的发展。

　　“我在这个领域做了十多年，一旦退出，不敢保证组织还能像目前这样运转，这涉及接替者对这项工作的认识和价值观，但这不是说现在有多好，也不是说未来就一定不好，可能组织会在其他领域快速发展。”关涛说。

　　无论是关涛还是翟雁，对于自己退出后，组织能否平稳运作都没有多少把握。翟雁告诉记者，“也许组织可以活下去，但没有信心让其走得更好。虽然我们有理事会，但团队还没成长起来，这涉及公共环境问题，包括公益人才匮乏，尤其是草根社会组织，是人才洼地。”

　　2011 年，壹基金在完成公募化转型并“去李连杰化”之后，筹款数量一度下滑，虽然在芦山地震期间爆发，但与李连杰的大力呼吁不无关系。近几年，包括壹基金在内的几家明星基金会相继“去明星化”，成龙和韩红也对外表示，将以自己名义成立的基金会的决策事务交给理事会。“带头人”退出所带来的落差不可避免，也有专家指出这是专业化道路上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强化治理结构，避免对个人的依赖对于如何处理组织与个人的关系，王世强认为，社会组织的创始人应把对公益认识的积极一面传递给员工，把公益创业的热情传递给员工，带领大家共同度过艰难的初创期。

　　翟雁表示，再过五六年，可能会有一部分组织进入组织化阶段，但大部分组织还会处在发展初级阶段，个人对组织的作用仍将占到80%以上，只有带头人有相应的意识后组织化才能加速。

　　“要避免社会组织对个人的过度依赖。”翟雁觉得，一是建立现代治理结构，二是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不能是人治，必须是法治，既要发挥人的积极因素，又要逐渐淡化人的影响。”据她介绍，惠泽人目前也在大力推动成熟的特别是运作5 年以上的社会组织建立理事会。

　　“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一个最大不同是，社会组织的资产属于全社会，而且并不是依据出资多少来决定在组织中的决策地位。”王世强说，“理事会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决策机关，一个成熟的社会组织应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建立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主任)负责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分开，不能大事小情都是一个人决定。”

　　翟雁觉得，比较成熟的组织可以先逐渐进入组织化的进程中，但大部分组织特别是2010年以后成立的新组织，不妨让个人多锻炼一下，这也是他们对于社会领导力的学习过程。

　　在王世强看来，组织步入正轨之后，要通过完善的治理机制，让中层人员的能力迅速提升起来，把领导的一些职能分解到中层人员，让组织中每个人都能得到成长，而不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予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