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每一次争辩都是公益常识的普及

　　“我们做了，已经做了。”会上，谈到“口述历史”产品化，崔永元开始沉默，且愈显疲惫。他的话没说全，做是做了，记录并整理而已，他似乎并没有要制作播出的打算。

　　接受本刊专访时，他说，“你看那天我也没有表态，我想我尊重理事会的决定，但是要投票，我肯定投反对票。”他说如果输了，那就只能试着去做，只是他要去跟制作团队商量，不要伤害“口述历史”，不要功利，不要为了做一个好片子，损失了形象。

　　理事会那天，议程过了大半，他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让助理递给授权主持会议的秘书长李国武。会议结束时，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找到那张纸，上面写着“留下参观时间?”

　　崔永元是“口述历史博物馆”的主要讲解人，博物馆近9000平米，分主题展出各种相关史料、实物、图片，包括电影馆、连环画馆、书画馆、战争馆等，甚至将老电影导演家里的房间做了复原。现在，可参观的场馆大致讲一遍需要2个小时，2015年1月1日，这里对外开放，“未来还会给学生用来自习、上课、谈恋爱。”

　　崔永元走在前头，疲惫之色渐消，话也多起来。“这里可能不是最好的博物馆，但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自习室。” 

　　工作人员的桌子上放着厚厚的一大本采访名单，上写着“采访嘉宾信息明细”。崔永元让其在电脑上随便打开一段视频，一位侵华日军老兵正在回忆。类似的受访者有40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5岁，如今约一半的人已去世。采访视频以多种介质储存，盒上写着编号。

　　他计划找到中国大陆、台湾及美国的机构，合力做一套电子索引系统，可以检索到照片上的文字、时间、人物、环境和视频中的某一句话及对应画面。所有素材都要人工进行精细的学术化处理。崔永元说自己是“完美主义者”，他想达到的标准，全世界还没有，他积累并努力了十几年，如今，刚刚建立初级模板，他说“很狼狈”。

　　随着崔永元的介绍，赞叹声不绝，在确认参观者被这些学术化的数据震撼到之后，崔永元说，“刚刚(理事会上)有些理事提出，可以做个30年的经历，采访完了马上播出，我们……哭笑不得。做片子、挣钱，我们生下来基本就干这事，但是，不能影响正事。”

　　监事吴卫军说，“口述历史”全盘商业化，他反对，但也不能纯粹采集存储，他提出将项目分开，一面做大众产品，自我造血，扩大影响力;一面坚持纯粹的、公益的“口述历史”收集。

　　崔永元对此并不乐观，“他们没直接做过纪录片，还是有点合理想象，觉得因为这是稀缺资料，可能社会需要得不行，你看现在网上电视上都是什么节目啊，这些东西是没有什么商业价值的。你没办法跟那些娱乐节目比。”

　　如果社会企业或股捐的方案可行，崔永元的反对票或许根本不用投，又或许，投了也没用。好在吴卫军已经建议，补充“口述历史”方面的专业人员担任理事或监事。

　　“做事还是挺胆小的”

　　崔永元的父亲曾是团政委，三次负伤。他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院里七十多个孩子，大致平均分两派，凭借“小恩小惠辅以政治思想工作”，他成为一派的头头。“你一定得想办法混到这里面的那个头，你就能制定规则，如果你就是一个跟着玩的，你就只能尊重人家的规则。”

　　崔永元觉得，永源基金会要成为标杆，才有机会去改变一些事情，他不想随波逐流。

　　基金会刚成立时，可以有3亿进账，他没要。“说实在话，你想贪，你想放在自己兜里，你想拆东墙补西墙，你想不认真，有多少钱你都能花出去。” 按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要支出上一年总募款额的70%，他知道，依法合规地花钱很难，他有一个新思路，“预算式”募款，按计划，花多少，募多少，“上浮个5%或者10%就行了”。他说这是他的“发明”。

　　崔永元说，“我有时候说话很理直气壮，但是做事还是挺胆小的，挺谨小慎微的，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大容易出事。”

　　“你要打擦边球，可不可以打?可以打，比如说从业的人员收入不高，承受的工作压力却不小于商业公司，你拿什么东西平衡?我们可以变着法地做一些补贴，但是在永源基金会没有，所有捐赠品的进出都有详细的清单。”李国武说。

　　不久前，捐方给“爱飞翔”项目的乡村教师每人一部手机，发放过程中丢了5部，因为参与的都是志愿者，无法查清责任人，也无法形成负责机制，只能由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按价赔偿。5部手机，4000元钱，一个月工资没了。

　　这是崔永元想解决的问题之一，他认为，中国做公益都在“烧年轻人的热血”，这不够先进。他希望公益从业者的收入都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甚至更高，对他们，也不再是道德层面的要求，而是职业要求。

　　基金会成立以来，他没有对任何员工提出过“特别严厉的要求”或者有过些许“指责”。“实际他是特别好的一个人，也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人，如果你都坦诚相见，就会跟他相安无事，如果你跟他耍心眼、玩阴的、玩坏的，他加倍还给你。”李国武说。

　　2012年年初，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口述历史”项目的执行团队归为传媒大学下属的二级单位—“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名字虽与崔永元有关，但他却不在其中担任任何职务。如今，项目具体操作层面的事他也已经不再干涉，时间多了，他去东方卫视做了一档名为《东方眼》的新闻解读类节目，以最“笨”的方式创新。

　　崔永元在不断进化，更精准一点，或许是“自我革新”。

　　他胸前常挂一锦囊，囊中之物是一副老花镜，用来看书读报。接受采访的前夜，他睡得比较早。“三点之前，我看完了两本书，翻了大概20多本杂志。”

　　他说他学习、结交好的朋友，他总在思考，想明白了，就去做。他说他至今还非常不稳定，不稳定才是他的常态，他希望每个阶段都是真实的自己。

　　理事会结束当晚，在基金会的小食堂吃了饭，崔永元坐着跟大家闲聊，七八个人将他围在中间，他很放松，一脸标志性“崔氏坏笑”，抖着“包袱”。“有天我进来发现，从《实话实说》到《谢天谢地你来了》，都有人在这吃饭，他们也不知道我忽然进来了，然后每个人都说，哦，来看看‘口述历史’，我说你们不用找理由，同事一场，你们还敢到这来吃饭，就证明我这人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