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进我国无偿献血制度设计的建议

　　农工党党员，上海市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血液科主任周帆反映，当前，医疗行业迅速发展，临床用血量持续增长，供需失衡，特别在北京、上海及各省市行政中心等医疗资源集中的地区，血液供不应求的问题日渐突出。我国无偿献血现状不容乐观，主要问题有：

　　一、“总量较低、结构失衡、意愿不强”是我国无偿献血的现状特征。一是总量上，献血率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只有当无偿献血率基本达到1%-3%时才能满足该国基本供血需求。但我国无偿献血率提升缓慢，2011年时，我国无偿献血人数仅占总人口的0.9%，到2017年，我国无偿献血人数方达到1.05%，勉强合格，远远低于2011年美国6%、日本7%及欧美国家的无偿献血率。二是结构上，个体自愿远低于团体组织。我国目前无偿献血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即企事业单位、大学、机关、社区等团体献血渠道和街头献血屋、流动车的个人献血渠道，两者比例差距明显。以上海为例，上海市血液管理办公室对2007-2016年上海市全血募集模式结构数据进行统计，在上海近十年来街头献血总量基本持平情况下，团体组织献血总量增加了近4万单位，增长率为17.2％左右，而个体献血量较2009年基本未变。三是意愿上，民众对无偿献血缺乏正确认识。经对民众献血顾虑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民众不愿献血的因素主要包括5个方面，即献血会对人体造成生理性伤害；采血器材卫生状况，不洁针头可能传染疾病；“无偿献血、有偿用血”的错误认知；血站及医院牟取暴利；采血过程疼痛的担忧。这五类因素中，有3项依然是民众错误认知所致。同时，通过中外对比发现，“献血环境与服务态度差、家长反对以及认为浪费精力或时间”是我国无偿献血的阻碍因素，我国无偿献血的舆论观念亟待改进。

　　二、“互助献血”形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不断放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五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2010年前后，随着医疗卫生机构的迅速增加，其增长速度远超无偿献血的采血量，南京、昆明、南宁、长春、青岛、太原等城市出现不同程度血库告急，为此，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城市相继实施“互助献血”，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近年来“互助献血”的弊端逐渐显现，引发了“血贩子”、血液非法买卖、血液安全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如：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曾对2009年-2012年互助献血人群统计，由血贩子操控的互助献血人群的HIV感染率比同期无偿献血人群高一倍。在南宁，2015全年淘汰的达不到献血标准的人群中，互助献血占81.54%，2016年此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接近至50%。互助献血存在区域报销制度差异，互助献血者多反映用血程序繁琐，造成“献血容易用血难”的现象，自2018年4月1日起，除个别边远地区外，我国几乎所有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均来自于公众自愿自发的无偿献血。这对长期以自助献血为主的医疗系统提出了巨大挑战。

　　为此，建议结合我国实际，研究和改进无偿献血制度设计，培育形成正确的导向。具体建议包括：

　　一、采供血机制化透明，提高政府公信力。公开血液采集、处理和去向的流程及其成本收益，做到每袋血液都可追溯源头，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审计部门对血站和医院的“供血成本”进行专项审计，并将成本情况及时公开，消除公众疑虑。

　　二、将无偿献血加入个人征信系统。一方面，给予正向激励：个人贷款、出国签证、开办公司、商业交易等方面，给予一定优先与便利；以此作为表彰五好家庭、先进人物、荣誉市民、模范公民评选的优先条件；在升学就业、公推公选、交通出行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另一方面，给予负面惩罚：若有人将献血作为违法获利的一种方式，一旦被查处，同步纳入个人征信记录，并在其今后的个人贷款、出国签证、开办公司、商业交易等生活各个方面设定限制和不便。

　　三、加大医保覆盖输血相关费用范围。可借鉴台湾地区相关经验，输血费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病人需要用血时，血品工本材料费由医保支付给医院，若患者至医保特约医院或诊所就医，则所有医疗费用则由病人自行承担。

　　四、将血液知识及无偿献血观念纳入健康教育教科书系列。教育部门邀请幼儿园及中小学生参观捐血中心，观察献血过程，使得献血观念深入人心。运用社群网站，推出类似“热血青年”招募活动，鼓励青年献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