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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慈善走出“U字型”谷底的机会时间：2014-04-01 回过头来想南老师。南老师这一生立功、立德、立言，为了能够再续中华文化的断层，他真是不遗余力。效果到底怎么样?我感觉老师去世之后，老师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了。老师生前经常说两句话。说自己“一事无成，一无是处”。南老师做讲演时，开头都说这两句，以前以为是不是过谦，现在想来不是。其实老师是在做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他很纠结，也很失望。这么多人围着他，但没有几个人死心塌地的跟着他走。我和陈越光也一样。他很失望，有时候讲课时发火发得很大。老师讲那两句话，实际是无奈的反映。我相信老师做的这些努力一定是有效果的，而且在未来，他所付出的价值和他埋下的种子一定会发芽，将来影响会越来越大。 中国慈善处于“U字形”的最底部 对照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心灵篇》，我看到了一个很相似的东西。就是彼得·圣吉画的一个“U字形”路线。对生命中所遇到的事情，我们需要去认识它、感知它，需要放下执着心，走到“U字形”的下面去静思。然后会出现未来的愿景，再追求新的目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反复经历“U字形”阶段。 中国青基会当年的发展也是这样。1990年代中期，我读了彼得·圣吉先生的《第五项修炼》，当时很有感触，很受用。那时候希望工程如日中天，但是我感觉中国青基会出现了严重的行政化倾向，需要改革。当时写了很多文章，第一篇是《我的检讨》，因为一个捐款人投诉捐赠图书发错了地方，工作人员还不想纠错。我写了一篇检讨，是借题发挥。我说我们没有本钱那么傲慢地对待捐款人，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这十八个字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态。接着我写了《无竞争忧患》，没有竞争对手，如入无人之境不是什么好事，要时刻想着孟子讲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能五十步笑百步。 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几乎像檄文一样的文章《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怒批中国青基会行政化日盛一日，“没有竞争，效率低下;悠哉游哉，按部就班;机关作风，贵族思想;部门扯皮，官样文章;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赏罚不明，吃大锅饭;浪费无罪，享受有方;不能冒尖，可以偷懒;清谈风盛，创造性差;武大开店，井蛙自赏;累的累死，混的照混;无需分流，不用下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中国青基会员工看到这篇文章都吓坏了。我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下重药，动大手术。要从体制上开刀，坚决果断地实现由行政化模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NGO模式转型。”(16年过去了，对于慈善行业，今天还在说着类似的话) 当时我用了彼得·圣吉的话，一个机构一定要有更高的目标，时时保持一种“创造性张力”;要让大家追求一个“共同愿景”。“愿景”这个词当时在辞典还没有出现，我是1990年代第一次在《第五项修炼》这本书里看到的。所以在中国青基会改革告一段落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衷心向往共同愿景》，这是彼得·圣吉带给我的思考。1990年代我和彼得·圣吉先生已有神交，运用了他的思想来推动中国青基会的改革，使中国青基会保持创造的冲动和竞争的活力。 回顾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这二、三十年的发展，也印证了彼得·圣吉先生讲的“U字形”路线。三十年以前中国开始有了公益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的出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府集中了一切权力，也包揽了一切事务。改革开放使得政府释放出一些空间让民间力量进来，这就催生了一批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政府通过基金会释放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不少好的公益项目。这些公益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解决了当时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如果没有希望工程，就会有490万孩子不能读书。希望工程救助的490万孩子，意味着每一千个中国人有3.7个受到希望工程救助。我给当年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定义是“国让民进”—国家让出一些公共空间让民间参与。当时一些项目做得很优秀，没有利用政府的权力进行逼捐、派捐、以权谋捐，大家都是自愿捐款。1997年做的希望工程评估，数据显示94%的人知道希望工程，63%的城市居民为希望工程捐过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