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感化，顾名思义就是用言语行动感动人，并使之发生转变。这个过程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使人感动，二是使之转变。感化的目的就在于促使转变，如果被感化者的思想和行动没有达到感化者所预期的成效，那么感化就宣告失败。感化是教育的一项基本手段，感化教育实施的条件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要具有相互的认同感，也即有共同的价值观。感化过程同时存在至少两种以上叠加的场域，例如在江革感化盗匪过程中，既存在江革表现出来的孝道触动“盗匪”心灵这一互动关系的场域，而又存在社会整体孝道文化对其(“盗匪”)心理影响的场域，正是这两种场域的叠加作用，才促使盗匪从失范行为中回归到规范的行为中来。试想，如果江革遇见的是今天的强盗，无论他怎样哭告“老母年迈”，恐怕也不会被轻易地放过的吧?毕竟当今社会整体孝道的文化氛围已经远不及古代那么强烈了，因此它对人的道德约束也不像从前那么强而有力。
现代人所处的社会空间是一个由众多文化纠结在一起的复杂环境，而个人就成为这些文化的集合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是各种文化的集合体，对当代人来讲科技文化的力量表现更为突出，而古代人更多的体现在道德文化的层面。因为文化的纷繁芜杂冲淡了人的专注性，以及技术的发达简化了孝道行为的表现形式，所以当代人的孝道伦理就沦为了其他文化(尤其科学技术)的附庸。而古代的儒家思想恰恰相反，它的基本道德主张是仁爱，而这种“仁爱”正是从对父母祖辈的孝道而来。较之现在，古代的文化非常单一，那就是对伦理道德的过分强化。
而如今，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工业技术不光改变了我们现实生活，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已不在乎伦理道德的价值评判，而是一味地追求物欲上的满足以及心灵上的放纵。圣人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死去，利益成为人们最终的所求。追求利益最大化本来就是工业技术革命的精神所在，功利主义将人的良知挤兑得已所剩无几。
但是，人们也意识到，单纯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所带来的风险成本越来越高，尤其在社会良知方面失去的太多太多，这从某一方面亦反映了社会整体康能下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单靠技术挽救不了人心的堕落，所以还需要道德的感化教育，需要社会的核心价值。
二
感化教育需要提高人的公德意识，同时也需要加强人的私德行为。没有私德，何谈公德?公德是私德的放大和延伸。实际上，在江革感化盗匪的过程中，本属于他对母亲孝道的私德行为，在这里却变成了促成“盗匪”善举的公德行为。同时，盗匪原有的孝道父母的私德心理，在此也促成了他们公德行为的发生。私德和公德本来就不是相互割裂的两个部分，只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在面对诱惑时如何统筹二者的关系，是“公而忘私”还是“损公肥私”，抑或“公私兼顾”?这在我们面临考验的时候都必须要做出抉择的。
私德和公德构成一个人德性的两个主要方面。关于德性，蔡元培先生认为，德性就是遵循良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遵循良知的要求，而不携带一丝一毫的邪念，如此则不会犯错，如此则可以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用私德和公德对人的德性加以描述，即一个人的德性必须是他的私德和公德都非常高尚，这样我们才说他的有德性。公德好而私德不好，或者私德好而公德不好，那么这个人的德性就不会高到那里去。有些人私德没有问题，而社会公德却十分低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现象，例如原重庆市司法局长文强，对待亲属都很好，然而就是在社会公德上贪污受贿、成立帮派为害一方，从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在文强的身上体现出的是私德大于公德，假如说可以给他的私德打50分的话，而他的社会公德却是负值，因此他对家庭或许没有危害，但对社会却危害很大，甚至到了触犯法律的地步，因此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当然，私德和公德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孟子在评论墨家的“兼爱非攻”时，将之阐述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阐述的大同世界是：“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都是儒家对孝道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同时也是私德转化为公德的一种具体要求。这种转化的思想方式是由此及彼的推及，是一个由自我私德推及到对他者的社会公德，或由社会公德推及到个人私德的过程。比如孝道本来属于个人的私德行为，然而它一旦上升到国家、社会的层面却又是一个公共道德的问题。私德和公德是辨证的一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次。
这里还必须注意的是，公德往往是理性的，而私德又往往是非理性的。因此我们会经常见到，许多违反社会公德的做法通常都是理性的，或者说故意为之;而在家庭私德问题上却通常是非理性的。所以，在公共场合我们就会看到，许多公众人物的言行和举止都显得颇为造作，与私下的绝非一样，这其实就是公德心理的一种表现。
三
从江革用孝心感化“盗匪”的行动中，我们不难看出孝德的感化力有多么强大。假设江革不以孝心打动“盗匪”，而是以武力反抗，那么结局会是一种什么情形是可想而知的了。有时候，我们会把这种情况称作“示弱”，但是须知，示弱并不一定会令人完全信服的。江革之所以能令“贼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背后蕴含着的却是孝道文化强大的感染力，用一句很时髦的说法它也叫做软实力。
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在国家层面是指与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相对的一种文化力、凝聚力。记得有位学人很形象地说过：“硬实力是使人怕你，而软实力是使人服你。”江革没有施展拳脚让“贼人”怕他，相反却是以孝道感化了他们，并且屡试不爽，这就对软实力做了很好的注解。在当今社会，在面临诸多竞争时，一个组织、一个企业或一个个人强化自身的软实力是十分重要的。俗话说金钱财富乃身外之物，今天属于你，明天还不知道属于谁，而唯独文化修养却是内在的，是不可被轻易夺走的。
不过，我们提倡增强实力的目的不是使人“怕你”或“服你”，而是在于提高自己的能力、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同时通过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比较，我们能够清楚地考察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企业或一个个人的综合水平，从中发现问题找差补缺，以便于整体素质的提高。而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应用，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和判断事物的一种全新的方法。
同样，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这即是说硬实力的增强势必会促进软实力的提高，同理软实力的增强也会促进硬实力的提升。不过二者并非完全同步结合，例如有些运动员的键能(硬实力)很高，运动能力出类拔萃，可是在康能(软实力)上却非常低下，或表现为知识能力的欠缺，或表现为思想道德的低劣，或表现为价值观念的混乱，或表现为精神境界的不高。
在今天，不管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抑或是一个组织或个人，只有他整体康能的提高才会促进其软实力的增强。在新健康理论中，键能对应的是硬实力，而康能对应的是软实力。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个人其核心竞争力无外乎就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有机结合，也可以说是键能与康能的能量组合。单就现代社会的发展现状来看，文化品质在提升个体竞争力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就包括人的道德伦理。
《二十四孝图》充满了这样一种思想：它力图把属于个人孝道伦理的私德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公德，让世人的思想境界在这些孝道伦理的故事中得到升华。我们积极提倡这种精神，尤其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要使社会的整体康能得到全面提升，孝道伦理的仁爱思想就应当被大力弘扬。(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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